01/ 自由艺术孕育的“胆” 青年时代

这个时代，建筑总是会因为奇特的造型或是超高的造价而遭受批判，但DS+R的纽约高线公园收到的是“公园让铁路沿线一下子变得大受欢迎，导致房价翻倍，导致周遭乡绅化”这样的唏嘘。 高线收到这样的批判，也正是项目大获成功的后果，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很多项目都是铤而走险，更是福祸相依，却一次又一次地投身公共建筑。 为何丽兹会为了达到项目独特的社会与公众效应而在所不惜？这种孤注一掷的叛逆精神又从何而来？

丽兹出生于1959年的波兰，她的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根据她的自述，她的家和李比斯金住的地方只隔了五个街区。

1960年，丽兹的父母带着她们全家移民来到了纽约，从零开始。从来到纽约到上大学，丽兹搬了四次家。

伊丽莎白迪勒公开讲座截图

二世纪六十年代末纽约自由主义盛行，人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种歧视运动充斥着纽约的大街小巷。丽兹上的高中因为频繁的游行抗议而反复停课，学生也将大量时间花在了游行抗议上。这样崇尚自由，反抗权威的氛围，在年轻的丽兹身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丽莎白迪勒公开讲座截图

自由主义对艺术界产生的震荡，更是让丽兹对视觉媒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实际上，年轻的她从来没想过成为一个建筑师，一直想成为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例如美国先锋派的Hollis Frampton和德国艺术家Hans Haacke，让丽兹着迷于跨媒介的艺术。

Hollis Frampton

Hollis Frampton, Untitled, 1970 - 1973

Hans Haacke, Blue Sail, 1964-5

Hans Haacke, Water in Wind, 1968

精神上对她产生最深远影响的，莫过于直接在建筑上切出几何形状的美国艺术家GordonMatta Clark。他不拘泥于画布，颠覆传统的艺术媒介，拒绝画廊艺术馆等展览形式，展现出强烈的颠覆传统的反抗精神。

Gordon Matta Clark, Splitting, 1974

对于丽兹，Gordon Matta Clark的启蒙性还在于通过空间来展现艺术的可能性。

Gordon Matta Clark, Conical Insect, 1975

Gordon Matta Clark, Circus, 1978

众多艺术行业中，电影和电影制片对于丽兹也有启蒙的作用。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突破了图像的静态，包含了时间这另一维度。

电影例如《玩乐时光》让她产生利用“玻璃”这一材质将日常生活场景戏剧化的思考，在后来自己的艺术装置项目中有所体现。她喜欢的电影还包括《蓝丝绸》《发条橙子》等。

Play Time, 1967

Blue Velvet, 1986

A Clockwork Orange, 1971

丽兹对于艺术和建筑深入的思考，也受到两位人物的启发：Marcel Duchamp和Cedric Price。前者尝试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强调“视觉”的主导性和不完整作品的延续性；后者的Fun Palace则是一种灵活的公共文化巨构，正是DS+R的The Shed的原型。

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tchelors, Even
(The Large Glass) 1915 – 1923

Fun Palace, 1959 - 61

03/ 忠于内心的“敢” 逐渐成熟

高线的大获成功，周边社区重焕活力，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水涨船高的房价，让越来越多原来居住在这片区域，却没有能力支付房租的纽约客不得不搬出。

拔地而起的房地产开发，都多多少少从名字上与高线沾上边，来获得增益；国际上，许多城市东施效颦，结果却差强人意。

520 West 28th by Zaha Hadid Architects

 Highline 23 Neil M Denari Architects

丽兹则非常正面地应对这些批评，艺术家的理想主义似乎在丽兹身上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更忠于内心的“敢”劲儿。

© Ungano & Agriodimas

高线提供给居住在纽约的人一个看待纽约和纽约生活的另一种方式，不日理万机，回归原始，走走停停。对于她而言，她做高线的初心已经达到，后来引发的问题并不是她能控制的，也并不会因此而后悔高线的完成。

© Iwan Baan

而离高线不远处的The Shed，更体现了她忠于内心，敢于尝试。

“一个灵活的文化巨构”，丽兹早在2008年就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The Shed的建成，是与普通大型公共建筑完全相反的流程。

2008年，听说了纽约市在计划一个文化项目征求书，DS+R和David Rockwell（之前有过合作项目）便起草了一个关于“灵活的文化巨构”的提议书。经济危机之后，纽约市响应了这个项目提议书，哈德森场的开发商开始介入，组建了基金会，执行董事会等来推进The Shed的进行。

 2008年纽约市和哈德森场开发商发布的征议书

由一个建筑提案催生出机构权力来执行，这样的案例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中间的双赢，也是矛盾的。

为了能过够实现这座文化巨构的灵活性和巨大的容量，在不超出场地红线的情况下容纳所需的机械和服务设备，DS+R也结下了与场地相邻的塔楼的设计。

 15 Hudson Tower

如此纯粹的商业建筑是DS+R从来没做过的，也是与丽兹长期以来对资本权力批判的本意背道而驰。但是，塔楼将能帮助实现对她来说更重要的东西。思考再三，她接下了这笔“恶魔的交易”。

 塔楼为巨构提供的Back of house区域

她是大胆的艺术家，是叛逆的设计师，更是敢忠于自己的建筑师。

对于她，只要能够达到她所想象的，一座Cedric Price的the Fun Palace再世的文化巨构，并且灵活，持久，释放公共艺术的潜力，真正改变纽约市民的文化生活，便是忠于内心，既是做出妥协，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