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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有一批来自国内顶尖学府的学子受庚子赔款资助陆续出国留学，在西方教育体系的熏陶下，这批学子逐渐建立起近代首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群像，其中部分人成为了中国近代建筑界的先驱，例如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童寯、林徽因等。留洋归国后，他们不仅大面积参与了国家的城市建设，而且还搭建了中国建筑学的教育体系，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与促进作用。 在参与国家建设实践的设计力量中，最为知名的建筑事务所有基泰工程司、华盖建筑事务所等，而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建筑院校，如东北大学、中央大学、之江大学等也是由这批归国学子创立。无独有偶，不论是大量参与国家建设的执业建筑师抑或近代首批建筑院校的创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是自宾大毕业的我国第一代建筑师。 作者｜胡珊 本栏目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和立场 时代的选择：庚子赔款后的宾大建筑留学潮 选择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绝非偶然。从时代背景来看，这批学子集中留学的时间恰逢一战及二战间隙，因此世界各国有了短暂的文化交流机会。我国国内局势暂时平稳，以北平、南京、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浪潮，这使得社会对于成熟职业建筑师的需求快速增长，而现实是中国近代以前并没有建筑师这一职业，只有传统的工匠，因此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建设基本由经教会进入我国的外国建筑事务所主导。在“五四运动”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接受了中西结合的大学教育，在庚子赔款的资助下，他们本着实业救国、中体西用的想法，决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建筑知识而后建设中国。
1924年，清华学校留美学生渡洋途中
宾大同窗，童寯、过元熙、陈植（来源：华厦基石：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建筑师，童明）
20世纪2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左三：陈植；右四：童寯
1928年届毕业照。后排左二：童寯
1924年届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会会员合影。第三排左三：路易·康；左五：杨廷宝
另外，宾大建筑系在同时期的卓越水平也是诸多中国学子选择的原因。在1910年-1930年之间，宾大建筑系逐渐成为全美建筑院校的巅峰，其中20年代被称为“莱尔德-克瑞时代”（Era of Laird and Cret）,即担任系主任的瓦伦.莱尔德（Warren. P.Laird）与负责课程设计的保罗.克瑞（Paul Philippe cret）。不少留学生慕名前来，并在宾大接受了扎实的美式布扎体系训练。
教育的模式：美式布扎体系的宾大建筑教育
因此，当我们谈论近代中国第一建筑师时，必然不可忽略以宾大建筑教育为代表的美式布扎。事实上，美式布扎源于法式布扎，布扎（Beaux-Arts）一词源自19世纪的法国，意为“美术”（Fine Art）。正如20世纪初中国学子赴美学习建筑一般，19世纪下半叶大量美国学子也前往其心中的古典艺术教育圣地—法国巴黎学习建筑，其学院代表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巴黎美院将建筑认定为艺术，注重以古典比例控制建筑形体、以绘画渲染的形式表达设计理念，并通过画图室绘图(atelier training ）以及组织设计竞赛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
宾大建筑系大绘图教室，右一为杨廷宝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位接受法式布扎教育的美国留学生亨特（Richard Morris Hent）在完成了巴黎美院的建筑学习之后回到了美国，他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参照法式布扎设置了工作室的课程体系，这也成为后来美式布扎的序言。1865年美国首个大学的建筑系在麻省理工建立，此后30年间，又有伊利诺伊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建筑系，这些建筑院校均是美式布扎教育体系的践行地，其中宾大尤为突出。
在宾大“莱尔德-克瑞时代”，莱尔德关注建筑专业性的教育，而克瑞更关注建筑的艺术性，他们融合了关注艺术的法式布扎及重视技术构造的德国综合理工模式，形成了宾大特色的美式布扎教育模式。在此理念的指引下，作为系主任的莱尔德为宾大建筑系组建了一支全面的教师队伍，涵盖了建筑历史、艺术、建筑技术各领域，而克瑞主要负责建筑设计课程。这样的教学理念在中国留学生的作业中也得以体现，从素描、水彩等作业能看到宾大布扎式非常古典、艺术的一面，从构造、技术等作业又能看到其关注建筑技术的一面。
左：童寯 唐三彩水彩画；中：杨廷宝 宿舍过街楼拱门洞；右：童寯 费希尔大楼
童寯 左：建筑构造课程作业；右：木制壁炉台与壁炉
最早去到宾大建筑系留学的有朱彬、范文照、杨廷宝，他们都曾接受克瑞的悉心指导并在学业上取得了莫大的成就，当时尚在清华学堂的梁思成、陈植、童寯等人正是受到了激励而后选择了宾大作为留学院校。值得一提的是，因当时宾大建筑系尚不接受女性，因此致力于“通过学习西方经典建筑理念而使中华民族建筑屹立不倒”的林徽因被拒之门外，但她并未放弃，而是选择了曲线救国的线路，一边在宾大攻读美术系课程，一边辅修建筑系课程。
杨廷宝 左：费城美术馆夏令营学校；右：玫瑰
林徽因 左：家乡；梁思成 右：霁清轩门
在美式布扎建筑教育体系中，院校学生在设计竞赛中所获得的奖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宾大建筑系学生的竞赛获奖在很大程度上也提升了宾大建筑系的声誉。1921年的法国建筑师协会大奖、1911-1914年连续4年的巴黎大奖均由宾大建筑系摘得，而中国留学生在设计竞赛中也表现得十分优异，比如第一位到宾大建筑（美术学院成立前）留学的朱彬，三年级时凭借“中国之门”的设计夺得全美大学生竞赛二等奖，1926年获得柯浦纪念奖一等奖的陈植，还有毕业时被学院院长称为“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的杨廷宝在宾大学习期间也获得了许多卓越的竞赛奖项。
陈植，市政厅沿帕克大道立面处理，沃特.柯浦纪念竞赛一等奖，1927年（来源：宾大建筑系档案馆）
高年级设计作业：农庄朱彬，一类提名，1920年（来源：宾大建筑系档案馆）
民族意识的觉醒：奠定中国近代建筑基石
从1918-1935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奖学金赴宾大建筑系留学的学生约有20余人，杨廷宝、梁思成、林徽因、童寯、范文照等人为其典范，在完成留美学业后，其中不少人还曾进入美国优秀的建筑事务所实习或工作。比如赵深在研究生毕业后曾在费城台克劳特事务所工作，童寯毕业后曾在费城本科尔（Raalph Bowden Bencker）建筑事务所任职，杨廷宝毕业后曾在老师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工作，但他们在外籍事务所工作的时间均不长，大概1年左右便抱着建设祖国、复兴中华的决心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为近代中国建筑学的建立发展奉献了一生，也成了近代中国建筑实践、建筑教育领域的奠基者与先驱。
1937年之前入宾大美术学院就读的华裔留学生（来源：华厦基石：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建筑师，童明）
他们的选择是伴随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20世纪初近代中国的城市建设项目最初基本被来华的外国建筑师垄断，其中我们熟知的有亨利.墨菲（Henry Murphy），这位美国建筑师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许多作品，尤以大学校园、校舍为人所知。这些外籍建筑师大量参与了战后中国的建设复兴，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涌现了一些质疑声，即外籍建筑师的建筑设计作品是否真的与中国建筑契合。林徽因在早年费城的一篇采访中便曾提及，有些外国建筑师正在毁掉中国的城市，而她希冀回国之后能为自己的祖国带来真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到了20世纪20年代，庚子赔款的中国建筑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之下，他们开始思考中国建筑的特征是什么，中国建筑能否构建属于自己的体系并在世界建筑的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等问题。
这种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筑执业与实践，二是理论研究与思辨，而不论是执业实践还是理论研究，自宾大毕业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都表现得十分卓越。中国建筑近代史上的两家颇具影响力的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与华盖建筑事务所,其主要创立者均有宾大留学背景。
基泰工程司由关颂声于1920年创立，另外两位宾大的毕业生朱彬、杨廷宝分别于1924年及1927年加入。杨廷宝加入后逐渐成为基泰工程司的主创建筑师，主持了大量设计项目，其回国后主持的第一个项目是京奉铁路沈阳总站。一个高约23m的拱形屋顶被置于立面中央成为视觉焦点。从纵向关系上来看沈阳北站遵循了古典主义建筑三段式的分隔原则，局部饰以西方古典的装饰元素，造型与比例体现了布扎体系的古典建筑训练逻辑。
京奉铁路沈阳总站旧照（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京奉铁路沈阳总站近照（源于网络）
京奉铁路沈阳总站代表了基泰工程司初期在北方大量践行的西式古典风格。918事变之后基泰工程司的业务重心逐渐转移到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在此期间其项目风格受到当局政治的影响，开始转变为“中国固有式”风格，其代表元素便是中国古建筑的大屋顶。这种风格后来又被称为中华古典风格。杨廷宝主持设计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国民党中央史料陈列馆（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在视觉上俨然一副中国官式建筑的形象，前场矗立的牌楼及主体建筑的重檐歇山屋面使得建筑肃穆而庄重，但又传递出一种和谐的立面美感。赖德霖曾用形式分析法研究过陈列馆的主体建筑，发现其通过增加重檐屋面之间的距离而使台阶到屋脊的距离与屋面垂脊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建筑高度与正脊到平台边线的距离之比近乎1:1.618的黄金分割比例——这种一以贯之的布扎式的构与比例控制思维赋予了陈列馆重视外表下的和谐与平衡。
国民党中央史料陈列馆立面构图分析（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在西式古典与中式古典风格之外，基泰工程司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19世纪30年代正逢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兴起，基泰工程司在少数项目中将现代主义与中式古典进行了结合，比如南京大华戏剧院，建筑立面已然是很现代的剧院形象，但内部却用了非常古典的中式装饰。
大华戏院旧照（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合研究纲领） 南京大华戏剧院（图源网络） 南京大华戏剧院内部（图源网络）
自1944年拜访过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后，基泰工程司开始有了更大胆的现代主义作品探索，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公共建筑之一和平宾馆为代表。和平宾馆用方盒子的形体与充满韵律的玻璃窗呈现出纯粹的现代建筑风貌，不过，如果单从风格上对北京和平宾馆进行解读大概会产生误解——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和平宾馆平面的时候，我们依然会看到布扎的手法，即在不对称的总体布局中寻找局部的轴线进行美学控制。
北京和平宾馆渲染鸟瞰图（韩冬青，张彤，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 北京和平宾馆实景（源于网络） 北京和平宾馆平面分析（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1933年由赵深、陈植、童寯成立的华盖事务所是近代中国另一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建筑事务所，而这三位合伙人都曾在宾大建筑系留学。华盖事务所活跃在上海与南京。它在上海租界内承接了许多公共建筑项目，比如银行、剧院等，在南京则承接了许多国民政府官员的私宅设计。三位合伙人在合作之初便确立了“摒弃中国大屋顶”的初衷，因此在其后续的建筑实践中较少看到“中国固有式”的建筑，更多的还是受到现代主义影响较大的Art Deco风格，当然这与上海繁荣的金融实业以及开放包容的城市风格有着密切关联。
华盖事务所的代表作品有恒利银行、大上海大戏院及南京美军顾问团公寓等。从这些设计作品来看，他们不仅熟练地运用了在宾大学到的比例、秩序的组织手法，比如恒利银行立面的比例控制，也开始积极尝试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形式为建筑赋予全新的面貌，比如上海剧院立面就利用玻璃砖柱内嵌霓虹灯管来做泛光照明。
大上海剧院（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上海恒利银行（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恒利银行立面分析（论文：华盖事务所研究-蒋春倩）
基泰工程司与华盖建筑事务所的主创虽均受教于宾大建筑系，但其归国后的建筑实践风格却大有不同。基泰工程司更偏向官式的、中国固有式建筑创作，而华盖则偏向现代、时髦的建筑创作，这与事务所创始人所结识的人脉资源有关，也与建筑师自身的创作理念有关。
在执业实践之外，这批自宾大归国的一代建筑师还致力于我国近代建筑学学科教育及古代建筑园林研究。他们的足迹遍布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东北大学、之江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归国后先后组建了东北大学及清华大学建筑系，童寯在华盖执业之前也在东北大学任教过……纵使在国家遭遇战火的时候，这些院校的建筑教育也未曾断裂，正是这批建筑先驱带着教书育人的希冀全国流转才使得近代的建筑学教育赓续不断。
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童寯（左二）、陈植（右三）、梁思成（右二）（来源：华厦基石：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建筑师，童明）
而关于中国建筑到底是什么的发问也未曾停止。梁思成林徽因终其一生探寻中华大地上的中国古建筑，在风雨飘摇的战火动乱时代走访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测绘了2000多件古建筑遗物，终于完成《中国建筑史》与《中国建筑史图像》，向西方建筑界系统地描摹了中国古建筑的特征及体系。童寯自华盖事务所拆分后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园林写成《江南园林志》。从个体层面上来看，这批宾大学子在各自的学术范畴内笔耕不辍、潜心钻研，解决了中国建筑体系从无到有的问题。从群体层面上来看，他们团结在一起，创立了诸如中国营造学社及中国建筑师学会等组织，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及评论，也建立起了中国建筑界与西方的沟通桥梁。
梁思成、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屋顶，1935年（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何以为我：当代中国建筑意识的觉醒
当我们把这批曾受教于宾大的建筑师放到时代背景中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个体的选择、建筑实践与时代变迁、国家命运休戚与共。有的人在抗战爆发后迁居香港，并在香港继续建筑执业，代表人物有朱彬、范文照、李扬安，而更多的人选择留守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依旧保持着建筑实践与研究。此岸抑或彼岸，均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初其共同的民族意识觉醒。
在接受了西方成熟的大学建筑教育后，这批知识分子心中萌发了许多疑问：中国建筑是怎样的？中国建筑教育体系该如何搭建？当下的中国又需要怎样的建筑以满足社会建设的浪潮？所有这些疑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内核，即“我”是谁，而切实的建筑实践与研究是解答这个疑问的唯一途径。正是通过实践与研究，这批建筑师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建筑学体系，回应了“我”是谁的时代问题。
在技术更迭日新月异的今天，当代建筑师已然面临第二次意识觉醒，即如何通过驾驭人工智能为建筑学谋求一个更长远的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许多人认为建筑学已然瓦解，因为以快速出图为特征的人工智能颠覆了既有的建筑设计的逻辑，这可能会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面对势不可挡的技术变革，我认为其本质是建筑师应如何恰如其分地驾驭技术，以提升产出效率并实现自己的设计意图。
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浪潮，正如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取代了部分人工，但也催生了会操纵新型机器的人工诉求。拥抱接纳技术的革新是基础，而放诸全球，建筑学未来发展的内核原点应是如何在世界大同之外寻找自身的文化差异性，并通过建筑学予以展现。这么看来，以宾大学子为代表的百年前的一代建筑师的实践意义似乎并未减弱，他们尝试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而当下的建筑师需要回答的是“何以为我”这一问题，而后者需立足于建立在中国建筑底蕴之上的文化自信，以此融入充满变动的社会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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