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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评论、策展、出版
讲述中国建筑故事
█ 您作为建筑师也有着多重身份，其中之一就是知名建筑策展人，并有着相当丰富的策展经历。请问您选择作为建筑策展人的初心是什么？是想通过不同展览来传达中国建筑、中国文化吗？
L：其实起初这不是我主动的选择，是他们找到我的。我一直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做建筑评论工作，以建筑评论家和理论家的身份对当代中国建筑进行了持续的观察。由于这样的缘故，在做很多展览的时候，人家会找到我。因为作为一个策展人，首先是需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和学术性的挑选能力的。比如说通过选择能够把这些作品以一个主题贯穿起来，同时这个主题既要具有大众能够理解的维度，又要具有一定的学术批判性和高度。这是他们可能会来找我的一个原因。
虽然一开始不是我有意为之的选择，但是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展览其实是建筑评论的一种延伸。因为他们有很多共享的特点和共性，比如对作品的理论化的选择、筛选、编辑。另外，在做策展的过程中能提炼出一些当代中国建筑相关的重要议题。面对同样的议题，展览可以使专业的建筑评论有不同的受众，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的评论向另外一个维度拓展和提升。
所以，我后来就有意识地做了一些跨越评论、策展和媒体的工作。
李翔宁
█ 做策展时，您对作品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L：当然不同的展览会有不同的选择标准。比如双年展主要注重作品的整体品质；而我在哈佛做的展览“走向批判的实用主义：当代中国建筑”，在选择作品时既希望它有好的品质，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这个批判性可以反映在不同的层面，一种是建筑理论化的基础，另一种是对既有的中国主流建筑文化的反思和抵抗。与其对传统的简单复制，不如表达另外一种不同的态度。
所以，除本身的品质之外，这个作品能够给我们带来批判性的思考，并在思考层面延伸出去，这是我选择的主要标准。
2016年哈佛大学GSD秋季主展览 © 高长军
█ 您至今的许多工作更多的像是在梳理和记录当代中国建筑或建筑师的现状，为中国建筑学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创立充足的理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中国建筑最欠缺的是什么？
L：还缺很多。
首先，我们的现代性还需要补课。其实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真正的“现代”，还有很多封建的和“前现代”的状态存在。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是需要补课的。
其次，建筑师需要一个成长和逐渐找到自我语汇的过程。大部分的中国建筑师还非常缺乏自己独特的建筑语汇。比如安藤忠雄，不论你喜欢或不喜欢，你都可以识别出这是安藤独特的语汇，不用说是安藤的作品大家都能看出来。
第三，我们还缺少对经典的批判和挑战。中国很多建筑师始终存在一个学习的心态，总觉得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现在更多的应该是正视自己的强项和力量，同时结合自身的优势。在西方的教育理念里，不一定要遵守经典和权威，甚至是可以挑战的，而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在中西方文化关系上，我们没有办法正视中国建筑师真正的力量，总觉得自己还停留在对柯布西耶、路易斯康的学习当中。其实，如果能抛开这些心态，思考一下当前的现实，是很重要的。
█ 您觉得当代中国建筑师走出国门，应该如何定义和展示当代中国建筑的独特性？既能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有所传承，又能展现当代中国之美？
L：我在《权宜建筑——青年建筑师与中国策略》一文中很好地谈论了这一问题。
当谈论建筑品质时，我们会说要追求精致，因为我们的建筑太粗糙了。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思考这种快速的和低造价的建造，还可以考虑可变性。中国的许多房子几十年后就要拆掉重建，有没有必要造到一百年，或者建造成那种可以站立一千年的建筑，像造雅典卫城那么坚不可摧？结合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进程以及城市的高密度性去思考，建筑可以是低造价的，甚至可以把某种粗糙的形态理解为一种特征。就像你如果去艺术家的工作室，看到混凝土做得很粗糙，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它表达的是一种有艺术感的语言。那么，建筑其实也会有同样的语言。
中国建筑具有非常快速、高密度、大尺度以及可以快速迭代的特质，如果建筑师能够把这些特质融入自己的设计理念，并结合这样的状态发展出一种建筑语言，这将会是非常有中国自身独特性的建筑。
柏林Aedes《我们的乡村：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海外巡展》© 高长军
█ 中国建筑设计和中国建筑师该以何种方式在世界的平台上发声？
L: 首先，必须是作品有品质。如果品质不好，只通过传播和包装是不可能打动人的。这是最基本的一点。这些年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中国建筑发展非常快，品质已经初步具备了，不管是设计品质还是建造品质，好的作品在不断涌现。这也给好的传播创造了基础。
其次，国际上对中国建筑也有着足够的关注，目前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个平台和渠道，能够把中国建筑的业绩成果和思考传播出去。我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建设这样的渠道，比如通过威尼斯双年展、米兰三年展、MOMA等美术馆的展览，或是通过国际杂志的专栏。我们自己现在也出版了一本国际杂志Architecture China。有了展览、出版物、网络上的推荐等这些平台以后，就可以更好地发声。前段时间RIBA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邀请我做了一个讲座，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对当代中国建筑做了一种综合性的回顾介绍，让更多的西方建筑师了解到当代中国建筑师群体的工作状态。
第三，要有一个能够被西方大众和专业人士所理解的叙事方式，让我们的选择和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介绍能够产生共鸣。我一直觉得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经验和理念，由于没有一个好的讲述方式，或者说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可能带来了很多误解和不对位的错误，也包括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建设。回到建筑的文化传播和讲述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三点是使中国建筑有更多的声音的重要的条件和基础。我与国际的合作比较多，也在美国教过书。在跟欧美的建筑师打交道的时候，我知道该如何向他们描述中国建筑，也了解他们最关注的中国建筑是哪些方面，比如中国建筑师实践过程中，如何把中国当代文化发掘出来，并且进行当代性的转化。中国文化和当代力量的源泉需要以一种有效方式讲述出来，让西方受众理解。
2018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 中国国家馆 ©高长军
国际杂志Architecture China ©李翔宁
02
行业看法&建筑理念
█ 您在《想象与真实》一书中全面介绍了人们在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上不断发展的四种视角，关注从人的视角，关注城市的人文精神。对于未来的城市发展，是否会有新的视角变化？
L: 城市在不断地更新，人也要跟上城市的变化。往往城市自身的发展超越了人的设想，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跟着城市不断地往前走。
当然，人有主观能动性，会对城市产生引导或修正的作用。今天，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已经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这次的疫情也带来了对于城市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不是我们主动的，但我们又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把这种灾难，或者说是挑战，作为能够激发对城市未来构想的新动力。这是我们需要不断适应的状态。
█ 现在经常提到大数据或智慧城市，从这些角度我们有可能能窥视出不一样的城市发展模型吗？
L：数据会给我们一定的帮助，让我们在量的层面上提升，提高效率。有了导航，我们可以找最快的路径以节省交通时间。但一个真正的城市能够让你觉得身处其中是非常自豪和幸福的，这并不是技术的提升就能够提供的。甚至在某些意义上，技术可能会起反作用。在对城市的监控、个人隐私的丧失中，我们可能会产生抵抗，这都会是未来需要应对的挑战。
还有技术会带来人情味的改变。当我们感觉自己被控制在一个精密的系统之下时，本来的一些不精确性、意外的惊喜，一些生动的、不可预测的、有魅力的东西，或许会逐渐丧失。如果精确计划城市的交通路网，人们可能会丧失在街道偶遇聊天的机会。以前，我们可能无法预测上班需要多少时间，会预留一些时间。遇到交通好的时候可以早到办公室一刻钟，这样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可以调节心绪，或是与同事聊天社交，或是享受一杯咖啡的闲暇时光。现在，这些美好都被精准的规划约束了，我们往往掐着最后一点时间进公司打卡。这些都会给我们对城市的体验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一方面技术会给城市带来便利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运用哲学和反身性的思考来修正和反思。
█ 建筑师在过去和当下的建筑行业大环境中所处的地位是否发生了改变？伴随着建筑师负责制在国内的推广，如何看待建筑师在行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L：建筑师负责制虽然增加了建筑师的责任或者权利，但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建筑师负责制是基于对专业精神的认同，需要法律系统和社会行政体系的保障。但即使建筑师有名义上签字的权利，建筑师能不能保证独立自主的设计思路，我觉得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建筑师的责任确实多了很多，比如终身的责任制，但建筑师真正能够决定的和选择的并没有增加。在讨论建筑师负责制时，也要讨论一些新技术的引入是不是使建筑师变得更强大。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维度来阐释。答案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趋同的。
总体而言，中国建筑行业还处在逐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建筑师在得到便利性的同时也会丧失一些机会。以前，年轻建筑师可以很快地冒出来，获得各种各样的项目。现在的法律法规、建筑师职业制度更健全的同时，也扼杀了部分可能性。像王澍这样的建筑师放在现在，在他没有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前，可能就没办法接到项目，现在要再产生一个王澍就会很难。这些都是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影响，也是需要警惕和反思的。不是说建筑行业的法律法规健全了就会好，整个社会更大的系统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开展工作的。
2018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室外展览 ©高长军
03
专业策展、建筑评论研究的传承和发展
█ 当今中国，像您这样专注策展、建筑学术评论的人并不多，您所从事的工作中，哪些值得下一代年轻人去更多的研究与传承？
L：我读书的时候是90年代末，那时候大家都在下海做设计，挣很多钱。我刚开始做评论的时候就有人说“你为什么不选择做设计，而要来做评论”。
首先，我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其次，长久来看，中国不缺好的建筑师，但是相对建筑设计来说，评论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缺人。如果说建筑设计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行当，那么建筑的理论、评论、策展、出版、媒体工作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毕竟建筑行业已经越过了它的最高峰。西方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经济衰退时，文化反而更被尊重、更有价值。另外，中国造了大大小小成千上万新的美术馆、博物馆，策展行业是很缺的。更多的年轻人应该从事这个行业。像我的博士生，他们都是设计出身并且对策展有兴趣，或者说他们觉得策展更有未来，愿意跟我一起做策展和出版的工作。
2017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 主展场 ©高长军
█ 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策展？
L：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策展行业。PSA有一个青年策展人计划，全国的策展人都可以提交方案，由国际的评委来评，最终给被选中者一部分资金做策展。有策展的需求存在，更多的年轻人也会去做相关的工作。范迪安老师提出了一个中国策展学的工作，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建筑策展学，可以作为建筑学的分支，同时也是策展领域的分支。
建筑策展是介于建筑、城市和艺术之间的跨界，更多的是关心与空间相关的公共艺术品质，包括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等。这些不仅是建筑专业的人可以来讨论的，艺术史和艺术策展专业的人也会有兴趣。这个是一个交叉点，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国际上也有很多建筑学或艺术史背景的建筑策展人。包括我的博士生中也有本科和硕士是读艺术史的，也愿意来做建筑策展。
K11建筑艺术节“木构复兴”展 © K11
█ 您谈到与艺术史专业的合作，在跨专业合作中有什么独特的体验？
L：跨专业合作非常重要。当然合作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碰撞，比如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建筑师可能更逻辑、更理性，而艺术家可能更感性、更自我。有一些不成功的例子，比如贺兰山坊；当然也有很多比较成功的，比如朱培帮蔡国强做的工作室和四合院，还有建筑师跟艺术家来一起合作的作品也有成功案例。
所以，跨界不能简单的说是好还是不好，跟个人性格有关，主要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能够适应与不同的人共事。我个人的跨专业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每次和不同专业的人，比如做音乐的、做舞蹈的、做电声的、做肢体艺术的艺术家合作，这些都拓展了我自己的边界，反过来也会让我对建筑有更多不同的思考。
04
BCC国际建筑科技大会
█ BCC 国际建筑科技大会（BCC）城市发展专场的嘉宾主要是在中国实践的外企和国内知名事务所，作为该专场的主持人，您期待不同类型的中外嘉宾产生怎样的思想碰撞？
L: 对全球当代建筑、城市的一些动态，能够跨越文化和国家的界限，产生一种交流和互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另外，新的科学和技术在建筑当中的运用将带来的建筑方面的变化。这两点是我最关注的。
█ 您已经多次参加BCC和CADE建筑设计博览会（CADE）的活动了，对比您参加的其他建筑类型展会，CADE有什么特别之处？
L：CADE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持续地把欧洲和中国两个不同建筑背景和社会文化下的实践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比较聚焦，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论坛，邀请的嘉宾也是比较高质量的。这样长期做下来，能够有延续性地把中国和欧洲的建筑思考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交流。
█ 最后，您对即将到来的CADE 2020的众多与会者有什么寄语或者想分享的内容吗？
L: CADE 2020非常特别。今年大家都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全球经济、逆全球化的动态以及疫情的影响。但在建筑领域，这些挑战能够激发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建筑和城市模式，因而能够产生一些创新性的理念，革新我们对于城市、建筑、人的生活与交往方式的认识。
采访现场 © ArchiDogs
访谈｜Joya Deng，Jason Yu，Linda Pan
文案｜Joya Deng，Jason Yu
编辑｜激清
主编｜一堆栗子
审核编辑｜Y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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